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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困境(精选)_产业链薄弱

产业链困境

产业链困境(精选十篇)

产业链困境 篇1

关键词:产业转型,产业用地,困境,对策

面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我国许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 都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口号, 有些城市的地方政府还采取了系统的政策措施, 推动本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比如, 广东省东莞市制定了改造“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的政策措施, 以期达到的目标是:优化产业布局、城市布局和城市配套功能, 整合和完善城镇配套设施和绿化建设, 实现城市空间转型;激励建设用地二次利用和复合利用, 提高土地的容积率、投资强度、产出率和综合效益;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占用, 促进用地节约和集约, 为新增项目和原有项目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提供用地保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 保障经济增长;促进“退二进三”、“优二强二”和“三来一补”企业就地转型, 在土地资源配置上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

在城市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转型浪潮中, 城市产业用地存在着与产业转型不协调等问题, 不仅严重阻碍了城市产业优化的进程, 而且使许多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结构优化的发展战略在现实中陷入困境。

城市产业转型中产业用地的困境

1. 产业用地结构失衡

城市产业用地结构失衡, 主要是指城市第二、三产业用地比例关系不恰当, 导致用地效益低下, 主要体现在工业用地比例过大、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用地比例过小。这一原因导致城市普遍存在布局混乱、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土地产出效益差, 土地价值不能合理显化, 制约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提高利用效率。

2.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不合理

城市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工业用地排挤了第三产业用地, 造成城市空间布局混乱、土地利用低效、环境破坏严重。在许多中小城市, 事业单位用地和工业用地, 甚至重工业用地、产生污染源的企业用地、仓库用地, 高度集中在建成区, 特别是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区或高价地区, 而第三产业用地却受到工业用地的排挤, 被分割开而零星分布, 不仅规模经济效益低, 而且存在交通用地和绿化用地偏小、居住区分布混乱、基础服务设施布局不均衡等问题[1]。这些问题造成城市中心的现代城市功能难以形成、土地配置难以优化, 黄金地段的土地价值被压制, 加剧了城市土地的供求矛盾, 降低了土地的使用效益, 浪费了土地资源。另外, 随着城镇快速发展, 原有的工矿企业区逐渐被居民区和其他服务业用地“包围”, 形成了许多“城中厂”, 破坏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城中厂”现象在城镇经济发展迅速的珠三角地区尤为严重。

3.产业用地利益难以协调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退二进三”产业调整战略的实施, 城市用地形态和空间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然而在工业迁出建成区、第三产业向城区积聚的过程中, 产业、企业的转移与城市产业用地主体利益的置换很难协调一致。搬迁企业常常遇到与土地空间置换有关的资金政策支持等问题, 使实施“退二进三”产业调整战略受阻, 阻碍了城镇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提高和城市功能活动的转移。

在城市产业用地重建、空间调整和扩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比如, 在旧城改造中, 违法拆迁和征用农地事件屡禁不止, 居民抗拆和农民抗征等事件时有发生, 城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土地可持续利用受到威胁。据统计, 目前全国受工业“三害”污染、受乡镇企业污染和农药污染的耕地约为2186.7万公顷, 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6%。城市产业用地空间结构调整中的这些问题和矛盾, 与城市产业转型和优化进程极不协调, 严重激化了产业转型与城市用地制度之间的矛盾, 导致两者效益产生净损失。

城市产业用地困境的原因分析

1. 产业用地调整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制度冲突和利益冲突

(1) 制度冲突。这是指产业调整制度与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制度相冲突。这两种制度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目标导向。产业规划和调整任务是基于经济学中的市场资源配置最优化、产业积聚、规模经济等理论, 确定一定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水平、速度、方向、产业结构和各种比例关系、投资分配和规划措施, 以及实现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不同时期的综合平衡[2]。产业调整制度的目标导向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视角, 以经济效率为准绳, 最终实现产业发展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土地利用管理制度是指政府从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的自然禀赋, 实施的有效合理利用政策, 实现土地利用的合理化和规范化的制度体系。现代土地利用管理制度必须顾及土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通常以土地规划为手段, 对土地进行综合和长期管理。因此其制度目标导向一般是基于政府管制的视角, 以土地利用的社会综合效益为准绳, 以实现区域内土地资源社会价值最大化。虽然土地规划管理和产业调整制度有交叉之处, 但是其实施主体、运作过程和价值导向都具有明显的差别, 这就决定了两种制度难免会发生冲突。

(2) 利益冲突。这是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相冲突, 包括政府部门之间、不同既定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产业用地调整过程中会涉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利益与土地利用规划部门实现土地资源分配、利用和保护利益的冲突, 这两种利益最大化倾向往往很难完全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同时, 不同既定土地使用者在产业用地调整中都具有实现自身所使用的土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在城市产业用地调整过程中, 如果在没有安全和满意的利益补偿情况下, 那么土地使用者就不会出让或转移其土地使用权。在没有合理的产权市场和交易制度下, 这种置换交易成本势必很高, 阻碍了产业用地调整进程。

2. 城市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布局存在严重的弊端

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大、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不合理的原因, 一部分源于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政策和城市布局建设。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后, 工业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因第三产业基础太差,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工业经济比重过大的结构性失衡演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3]。由于当时缺乏合理的产业布局规划, 地区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指令性, 因此城市用地结构失衡、工业企业占据城市中心区和“城中厂”现象, 是传统城市产业政策和布局建设的历史产物。

造成沿海新城镇产业用地困境的原因是, 这些新城镇的快速兴起和发展过分依赖于技术含量低的手工制造业和粗放型的生产性工业, 在城镇产业和用地结构中, 工业和工业用地均占有过大比重。同时当地政府在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刺激下, 一味地引进技术含量低、污染严重的产业, 缺少科学的产业发展引导和严格的工业用地空间管制, 企业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随意圈占大量工业用地, 直接导致了这些城镇用地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严重。

3. 产业用地管制机制落后

(1) 产业用地规划滞后。近20年来, 我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也进入了高速和突变时期。而同时期的产业用地规划由于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编制的, 因此不可避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主要表现为规划的指令性较强而指导性较差, 刚性较强而弹性较差, 重视用地数量指标而忽视用地质量和提高效益, 重视土地资源开发而轻视保护。现行的土地规划制度普遍存在对市场的作用认识不足, 未认真对待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企业的引导作用, 过多重视物质形态规划, 对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缺乏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由于城市产业用地规划内容规定得较死、目标过于具体, 导致城市用地规划因缺乏弹性而无法适应产业快速发展, 势必造成产业用地规划管理与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相脱离, 以及产业用地结构和布局畸形发展[4]。

(2) 产业用地管理方式不科学。基于相关行政法规的产业用地管理, 单一局限在土地数量和空间静态管制方面, 而忽略了与产业发展相一致的动态科学指标管制。同时, 滞后的土地市场建设、产业用地产权置换、利益分配和产业用地流动的低效控制, 抑制了产业用地在一定城市空间区域内的流动, 使得在城市产业布局调整过程中, 产业布局容易与滞后的产业用地管理方式发生冲突。

4.现行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体系存在缺陷

调整产业用地所对应的是一系列土地使用性质和主体的转变, 原有的第二产业用地转化为第三产业用地, 随之土地使用主体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 部分农用地开发为非农建设用地。而整个产业用地调整过程却存在许多障碍, 导致产业用地拓展和重建面对重重困难, 主要表现在:

(1) 因目前相关法律和土地产权制度缺失, 很难明确界定产业用地使用者的具体产权权能和相关责任, 土地使用者往往不能独立实现产业用地效用最大化的交易, 这就为产业用地有效流动设置了先天性障碍。

(2) 土地市场不完善, 运行机制扭曲, 导致产业用地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市场交易活动不规范, 产业用地的收益无法以产权的形式进入市场, 巨大的土地收益在土地“黑市”流动, 反映了土地市场在有效调节产业用地分配和布局方面能力欠缺。

(3) 土地征用过程缺乏有效监督。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经济效益和自身利益, 违反农地保护规划的规定, 造成农地征用、开发等操作流程不合理, 正常的农地开发管理操作和监管程序扭曲甚至瘫痪。因公民的土地权益缺乏严格的产权法律保障, 被拆迁居民和失地农民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正当利益受到侵犯。

城市产业转型中用地困境的解决对策

1.实施有利于土地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的产业政策

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要实现城市用地的高效利用、兼顾产业用地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利用, 并奠定城市产业转型用地优化的基础, 必须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产业效率。第三产业具有土地利用效率较高、强度较大、土地收益较高的特点, 它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土地的高效利用[5]。现代国际性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就是要具有第三产业较发达的产业结构。而在我国, 产业结构滞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城市工业用地比重过高、第三产业用地比重过低。因此,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 应把发展第三产业作为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的重点, 大力发展商贸业、金融业、旅游业、信息咨询业和物流业, 重视产业结构内部优化, 提高单位产业用地产业的生产效率, 促进产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协调并整合二三产业资源, 提高产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通过提高产业生产效率来达到高效利用土地的目标。

(2) 重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产业调整要兼顾土地资源保护政策, 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和产业, 减少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污染。产业发展应以内涵挖掘为主, 提高产业用地集约度, 坚持实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调整产业用地布局时, 还应充分利用闲置用地、整合原有的建设用地, 尽量避开自然保护区、农田保护区、生活区和文教行政区等特殊功能区, 实现产业发展能力与城市土地使用规划相协调, 减少产业用地调整与土地使用管理之间的冲突。

2.实施与产业转型相协调的用地管理制度

为了避免城市产业用地管理制度走向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不匹配的老路, 必须在用地的宏观制度方面与微观管理方面都保障与城市产业转型相协调, 以免造成新的制度冲突。为此, 在宏观制度方面应通过强化产业用地制度政策与产业调整之间的协调, 通过拓展产业用地供应服务和优化产业结构, 减少产业转型与用地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1) 制定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产业用地供应制度。作为经济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结构, 可通过调节土地供给总量和结构,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对于高新技术产业, 可在土地供应制度上给予优惠以支持和鼓励其发展;对于过度投资或限制发展的产业, 可对其进行土地供应控制以限制其发展。

(2) 制定产业用地供应政策, 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各城市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按照资源禀赋和区位比较优势的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 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和供应政策, 建立土地供应调控机制, 调控土地供给量, 有效地整合土地资源, 优化产业经济布局。

(3) 在微观管理方面, 通过设定具体的产业用地效益指标, 如规定区域单位土地效益产值下限指标、单位土地建筑密度指标等, 通过具体细致而又具有刚性的管理制度, 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空间结构优化, 使产业效益低的企业被迫淘汰或产业效率得到提高。同时, 还要抑制各种圈地行为,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 对城市产业用地进行严格的环保指标管制, 建立一系列具有明确环保目标导向的环保指标差级, 迫使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或企业在受环保或限制的城市区域, 主动搬迁, 否则予以淘汰, 以减少其对城市环境的破坏。

3.完善基于产业调整的用地规划制度

由于城市各种活动功能, 特别是经济活动功能被安排在城市用地上, 因此城市产业结构往往影响或决定用地布局和空间形态。在研究城市产业结构变化对城市用地、城市空间形态影响的基础上, 要把握城市用地变化和扩张的规律, 确保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相一致, 避免浪费城市土地资源, 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王万茂通过实证研究证明, 产业产值与产业用地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增减性, 为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产业用地数量和结构预测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强调产业用地结构随着产业产值和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变化[6]。为了保障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提高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经济比重, 在产业用地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 必须紧密结合城市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构建合理的预测机制, 规划与产业结构和空间转型趋势一致的产业用地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 这样既可优化现有产业用地结构, 减少城市用地结构与产业空间布局之间的冲突, 也可实现产业转型与产业用地的协调发展。

4. 构建科学的产业用地调整机制

(1) 合理界定土地产权, 奠定产业用地置换和调整的基础。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明确界定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产权, 如土地发展权等;通过严格界定土地使用者相应的土地产权权能和利益归属, 以及今后其所属产业用地交换和使用性质变化过程中相关收益和权能, 使土地使用者通过土地市场合理交换产业用地, 实现产业用地的合理利用。调整产业用地实质上是产业用地权能和利益在不同使用者之间交换并最终配置到最合理使用者的过程, 最终实现产业用地资源的有序交流和合理分配。因此, 做好城市建成区“退二进三”等一系列土地用途性质的置换, 建立合理的土地利用置换机制[7], 很有必要。

(2) 完善土地交易市场体系, 通过土地市场合理配置产业用地。政府应加强土地产权法律制度供给, 完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构建合理的土地市场运行机制, 利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土地市场有效配置城市产业用地的功能, 减少在城市土地管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 即在城市土地管理领域的公共决策失误、效率低下和寻租现象[8], 从而起到降低政府的城市土地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的作用。

(3) 规范土地征用制度。赋予失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相应的法律权利, 保障他们在征地中拥有平等博弈地位, 从国家基本法律层面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益补偿标准, 减少土地征用冲突、产业用地增值分配不公的现象。同时还要对地方政府加强制度性的监督, 规范利益分配机制, 增加地方政府征地的成本, 减少征地的收益, 控制盲目征地行为。通过在产业用地制度领域建立完善的产权和行政监管双重监管制度, 实现从产权和行政两方面对开发商进行高效监管, 有效抑制当今盛行的“圈地之风”和城市盲目非法拆迁行为[9]。

参考文献

[1]张木生.我国城市化与土地的矛盾及对策.南方国土资源[J], 2005 (10) , 27.

[2]毛汉英, 方创琳.我国新一轮国土规划编制的基本构想.地理研究[J], 2002 (3) , 270.

[3]伍海华, 金志国, 胡燕京等.产业发展论[M].北京: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163.

[4]方创琳.区域发展规划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5]张木生.我国城市化与土地的矛盾及对策.南方国土资源[J], 2005 (10) , 27.

[6]王万茂, 张颖, 王群.基于经济增长的产业用地结构预测研究.中国土地科学[J], 2005 (8) , 3-8.

[7]欧名豪.论城市土地利用置换.中国土地科学[J], 1996 (2) , 22-24.

[8] (美) 布坎南著.吴良健等译.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8.

产业链困境 篇2

一、产业链困境:光鲜下的暗淡

自起,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已占全球太阳能电池总常量的40%。然而,制造大国并不等同于产业大国。正如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并不能掩盖中国企业在铁矿石定价权上的全面溃败;全球首位的汽车产量,也并没有培育出中国的大众与克莱斯勒。我国光伏产业表面光鲜之下,掩藏的是产业链困境与企业的无奈。

太阳能光伏产业链,大体上可分为五个环节,自上而下依次为:太阳能级硅材料、硅锭硅片、电池、组件、系统集成,最终作用于市场端,实现光伏发电。整条产业链中,上游的晶体硅制备、切片环节技术门槛最高、利润回报最大,而下游的电池、组件制造环节,则技术门槛较低、利润回报较少。尤其是组件环节,成本竞争最为激烈,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最低。

然而,我国企业恰恰是集中在产业链中下游的电池、组件制造环节。上游的晶体硅材料主要为欧美和日本的传统七大厂商所垄断,20,占全球多晶硅材料供给量的70%以上。下游的光伏发电市场,则主要集中在欧洲,其光伏系统装机量占全球比利接近80%。可见,对我国而言,所谓的“光伏大国”仅仅是 “生产制造大国”,再说得准确一些,则仅仅是“电池和组件制造大国”。在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内,我国依旧没能摆脱“世界工厂”的角色,

资金、技术、市场等战略制高点留在了海外,低附加值的下游产品制造环节,则引入了中国。

二、“两头在外”:困境中的艰难

上游晶体硅材料、下游发电市场“两头在外”的困境,使得我国光伏产业形成了“议价能力低”、“抗风险能力低”的“双低”局面。

向上游来看,以国外传统七大厂商为首的晶体硅材料供应商,面对众多的电池、组件制造厂商,具备更多的议价资本。尽管“拥硅者为王”的局面,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而瓦解,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晶体硅制备环节,在光伏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能否获得稳定的硅片供应渠道,成为众多的电池、组件厂商关心的核心问题。

向下游来看,近年来,我国光伏发电市场尽管加快了发展速度,但全球主要市场仍旧分布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西班牙市场的急剧萎缩,以及今年德国政策的趋冷化,直接造成了全球光伏发电市场增速放缓,这首先影响的,就是产业链中竞争最为激烈、技术门槛最低的组件和电池制造环节。在一年前的金融危机中,我国大量光伏组件厂商的倒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问题。

三、后进入者战略:中国企业的突围之路

中国光伏产业寻求发展,就不得不在产业结构方面实现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则必须以企业为实体依托。作为市场的后进入者,我国光伏企业主要通过三种战略模式,实现产业链布局的优化。

房地产业的融资困境 篇3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10年以来首次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同时缩水的现象。上海、北京、深圳等全国各大城市房屋成交量环比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房价涨势趋缓。6月份北京房价环比上涨0.1%,涨幅为近两年多来最小;上半年上海房价平均月涨幅1.21%,相比去年下半年的月涨幅6.3%,上涨大幅趋缓。另外,上半年土地成交惨淡,不少土地流拍,而近来市场屡屡有退地传闻,曾传闻的苏宁环球集团与上海市黄浦区房地局协商解除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163地块的土地出让合同近期也得到确认。福建、重庆各地也出现了类似现象。房地产市场的大幅降温,以及国家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干预通货膨胀进行宏观调控的“雪上加霜”,令不少开发商资金链日益紧绷。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中国整个房地产业的资金缺口至少达到1万亿元。房地产商的融资冰河期是否已经到来?

危机重重

今年,房地产商们可谓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惨淡经营。

针对去年经济过热的势头,同时也为了规范房地产业发展、规避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2007年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提高第二套房贷款的首付和利率。今年6月,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行业授信风险管理的通知》和《关于对房地产委托贷款情况进行调查的通知》。6月,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7.5%。央行几个规定和措施出台后,各商业银行不仅对贷款公司资质、信用等级审查更为严格,审批的程序变得复杂,以往忽略的一些审批环节也被重新重视。不少开发商正在进行的融资项目被迫搁置,且面临着信用等级下降、授信额度减少的境况,而今后从银行贷款也不复往日的便捷,僧多粥少的局面下,地产商只能按资质等候贷款申请的审批。

地产商本身也并非完全无辜,早在去年各房地产商疯狂囤地的时候,就埋下了隐患。在地产界,迅速暴富者往往手里握着大把的土地。前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时,开发商往往选择囤地,静待地价成倍上涨,轻松获取暴利。有数据显示,2007年,房企售楼收入2.9万亿元,购地支出3万亿元。令“地王”们苦恼的是,2008年1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对滚动授信作出了严格规定。地产项目分批开发、循环授信是开发商的武器,一旦授信从紧,2年的宽限期不再,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地产商们只得抛地。然而,当前资金从紧是地产界的普遍现象,想要将土地高价卖出的地产商不得不面临无人接盘的困境。

另外,经过近10年的繁荣发展,中国楼市也需要有自己的调整周期以挤走泡沫,谋求更为健康长远的发展,也算是中国楼市成长所必经的阵痛。

以上种种原因,加之消费者的观望态度和美国次贷危机一定程度的影响,让中国的房地产商们捉襟见肘。紧绷的资金链就像紧箍咒一样环绕着地产商,融资困难让地产商们在盛夏提前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

被救与自救

面对随时内忧外患的局面,房地产商们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化解危机。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已于7月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调整建议上报至全国工商联,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也已就房地产政策调整提出一些建议,将上报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此次上书主要建议有关部门适时调整房地产调控政策,适度放松银根,同时保持市场信心。不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救市”为时尚早,也有相关人士指出“救市”可能埋下更大隐患,产生道德风险。

尽管当前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立即有改变,但是面对下半年中国经济下滑的危险,市场上放松货币政策的呼声日益走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一个论坛上表示,由于经济走势尚不明朗,“最好观察2-3个月再确定政策取向”,央行一位官员也在此次论坛上暗示,货币政策或许会有调整,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更着重结构调整:信贷结构更多向民营企业、三农、灾区倾斜。此外,已有不少市场人士指出2008年的政策调整应该优先考虑经济效率,向民营企业倾斜,通过提升市场竞争力与自身实力度过滞胀期。加之市场传言将有上千亿元资金刺激经济,在房地产业中占多数的中小民营企业或许能看到一丝政策的曙光。

政策的调整需要假以时日,资金的解决却是燃眉之急。由于销售的下降、宏观政策的频频下落和金融信贷的紧缩,传统的两大渠道——销售回流和银行信贷此时都难以融通。开发商的当务之急便是通过各种方式拓展其它融资渠道。

对于上市房地产企业而言,发行债券、在股市上增发、再融资是一种选择。然而,8月底证监会提高了上市公司再融资门槛,规定在原有的基础上,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确定的再融资公司最近3年以现金或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比过去提高了10%。实际上,近来披露的各房地产上市公司2008年半年报中,房地产企业上半年共负债达到3514.7亿元,比去年同期的2128.7亿元大幅增加了65%。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融资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对于广大未上市发行的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而言,直接融资难以触及。

出让股权融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投资市场信息咨询机构China Venture7月份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私募股权投资(PE)金额方面,房地产业为5.49亿美元,位列行业投资金额首位,案例投资规模均在7000万美元以上。越来越多的PE将目光投向了房地产业。有研究人士指出,通过私募股权的方式投资房地产,不仅能使公司在开发项目上筹得足够的资金,把盘子做大,从长期来看,大型基金公司拥有股权能够在管理上把先进和创新的理念输入到当地,也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另外,成立私募股权基金,能够为房地产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可以在基金的管理和收益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

目前,国内投入于房地产的私募股权基金并不多。初次涉水,房地产公司进行PE融资都相当谨慎,其选择的投资人都是一些诸如养老基金和长期投资基金等稳健型基金。今年年初,金地集团与瑞银正式签订协议,以各自50%的权益发起成立房地产基金。6月,中信信托和嘉德置地集团宣布成立“中信-凯德科技园区投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外资PE也将今年看作进入中国楼市的绝佳时机。有报道称,一季度如红杉资本和新世界策略投资发展公司等创投机构,就向哈尔滨人和商业管理公司投资3亿美元,开发上海、杭州等地区的地下商业城。6月,恒大地产海外募资也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郑美林、裕彤、德意志等几家个人以及投行共计6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如何好好利用这些资源,值得广大地产商们深思。

除却进行私募股权投资,外资收购也成为市场热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有13个房地产项目被确认为外资收购,总投资规模已接近去年的63%。这些项目包括美国凯雷19.9亿元人民币向印尼三林收购上海济南路8号酒店式公寓、高富诺集团12亿元向摩根士丹利收购上海华山夏都酒店式公寓等项目,物业整栋销售潮涌,开发商通过“零售转批发”以及时补充资金流,求得自保。然而,与私募股权投资一样,外资注意的多是高端物业、大型房产项目,普通中小房企要通过这个途径弥补资金短缺并不容易。值得关注的,是摩根斯坦利已有从一线城市转向二线城市的发展策略,国泰君安(香港)证券分析师姚指出,二三线城市已经成为海外基金对中国房地产投资的新目标,“一线城市房价偏高,外资看好二三线城市,瞄准当地的新兴富豪,做高端项目。”

产业链困境 篇4

受近几年来国际资源价格剧烈波动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而造成的供给对外依存度日益加大的影响, 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扩张步伐不断加大。去年, 从由宝钢、鞍钢等五家企业组成的中国铌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19.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巴西矿冶公司 (CBMM) 15%的股权, 到中石化集团对葡萄牙高普 (Galp) 巴西公司及其荷兰服务公司注资35.4亿美元收购Galp巴西公司30%的权益资产, 我国资源型企业为了获取国家以及企业自身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更是对于并购海外资产、参股国外资源企业和海外寻矿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 这些跨国投资行为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并日益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方桔萍, 白胜庆 (2004) 以钢铁业为例通过研究国际钢铁业的竞争格局, 指出国际钢铁业竞争格局的发展趋势将是国际钢铁巨头通过并购的方式整合国际钢铁产业链的上下游。郭旭东 (2007) 从产业的角度分析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 指出我国资源型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动机主要来源于资源需求。甘赛宜 (2009) 认为, 为保证我国能源安全,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 我过能源企业进入国外市场并购的门槛降低, 在我国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有利因素支撑下, 我国能源企业更具动力参与海外并购活动。王晓光 (2009) 认为石化企业并购的动因主要是实现规模效应、提高市场份额及提升企业战略地位, 降低进入壁垒实现多元化经营、实现协同效应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当前阶段, 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急剧增长的形势下, 资源型企业的市场战略从聚焦国内市场转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 尤其是对全球资源产业链的控制和主导不断加强, 而对于这一方面正是我国资源型企业所缺乏的。近年来, 我国资源型企业不断加强海外扩张步伐, 并购国外资源企业, 其主要动因就是不断增强国际资源产业链的主导作用或者摆脱和突破自身在国际资源产业链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

1 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产业链困境

1.1 资源产业链分析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是指在一个产业中具有经济活动联系的企业组成的系统, 不仅包括从原材料供应到中间产品的加工、生产与制造, 并将最终产品送达消费者的整个经济活动过程, 还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配套服务活动, 如物流、营销、售后以及金融服务等活动。其包含的主体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消费者及相关服务企业构成。

资源行业是一个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产业, 其具有投资成本高、风险程度较强、转换成本和退出壁垒较高的特点, 同时也是一个回报率较高的行业。在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浪潮的背后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问题, 就是在资源产业链中, 我国资源型企业在国内占据和主导着整条产业链, 而在国际资源产业链中却受制于国外。以石油行业为例, 国内市场基本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家公司控制和主导, 并且形成强大的垄断力量, 但是在产业链上游原油供给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5%以上。

在国内, 除了在资源勘探、开采以及资源产品加工中所需的技术设备需要依赖进口之外, 我国企业的业务贯穿着整条国内资源产业链, 从资源的勘探、开采到产品的营销, 以及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中所需的配套物流服务活动。但是, 在国际资源产业链中,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国内资源紧缺问题日益显著, 在国际资源产业链上游, 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国资源依赖程度日益加大, 大量战略性矿产资源需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然而, 近几年来, 在我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存度不断加强的同时, 国际资源价格却表现出大幅的剧烈波动, 并且整体价格保持着上涨趋势。由于国际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巨大垄断的市场力量的存在, 我国企业在全球资源产业链中丧失了主要的主导权和定价权, 并且逐步在资源产业链中沦于劣势地位, 使得高额利润流向国际资源巨头以及金融财团。

这里用“微笑曲线”模型 (如图1所示) 来描述在资源产业链中各个环节产品附加值的相对大小程度。在整条产业链上游, 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 上游资源的勘探、开采以及整条产业链中所需技术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和下游的产品营销环节是整个资源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其次是贯穿整条产业链的配套物流服务活动。而在“微笑曲线”低端的是资源产品的加工、冶炼与制造, 由于生产技术与设备的研发与引进成本较高, 加之高额的原料成本, 其利润较薄。产业链下游的终端零售环节是整个产业链中附加值最小的部分, 在上游产品价格剧烈波动时甚至会处于亏损状态。

以钢铁产业为例来说明现阶段我国资源性企业在国际资源产业链各个环节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经过接近30年的迅速发展过程, 我国钢铁产业的生产能力急剧增长, 并于1994年钢铁产量位居世界上第一, 此后连续多年保持粗钢生产量第一。但是, 钢铁产业在为经济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同时, 其自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生产布局不合理、总体产能相对过剩、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过低、产业组织松散造成的产业集中度低、落后产能过大等。

1.2 我国企业面临的全球资源产业链困境

首先, 在产业链上游铁矿石原料供给方面, 我国钢企严重依赖国际铁矿石寡头企业。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 在整个全球铁矿石产业链中, 上游由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国际铁矿石巨头所占据, 并形成强大的垄断力量, 控制了全球铁矿石交易中70%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外, 它们还控制着金融化程度极高国际海运市场。而在我国国内, 宝钢、武钢等钢铁企业虽然主导着国内整个钢铁产业链, 但是,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对钢铁的巨大需求, 国内钢铁产业链上游铁矿石的开采与供给远远满足不了产业链中、下游的需求。并且, 我国铁矿石品味低, 素质也满足不了要求较高的生产经营需要。上游铁矿石的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铁矿石进口量逐年增加, 2009年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大64%。海关总署的最新发布数据显示, 2011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为6.86亿吨, 进口来源国家主要是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

其次, 在铁矿石的加工、冶炼等关键环节所需的设备技术更是依靠进口输入。宝钢的技术和生产设备几乎全靠日本新日铁输入, 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从新日铁进口, 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生产设备和电器设备分别依靠新日铁和东芝引进, 武钢王牌硅钢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来自新日铁。正是这种技术和生产设备的高强度的外部依赖性加剧了生产的外部依赖性和附属性, 以宝钢为例, 宝钢从新日铁引进的先进生产设备无法消化国内产的低品位铁矿石, 这导致宝钢以后的生产只有选择从巴西和澳大利亚进口高品位铁矿石。更严重的是, 在生产设备的研发与升级方面, 我国钢铁企业明显缺乏竞争优势。

最后, 在国内、我国资源型企业组织之间关系松散, 集中度低, 并且与其他铁矿石进口国之间利益分歧较大, 在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面对国外资源垄断寡头对外议价能力处于弱势地位。在2005年以前, 我国钢铁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铁矿石巨头既定的铁矿石交易合同价格。2005年,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建国内钢铁企业代表团参与国际铁矿石年度合同交易价格谈判, 并且由宝钢担任谈判代表。在年度交易价格谈判机制中, 实施“首发跟风”和“交叉捉对”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世界铁矿石主要的进口国之间结成联盟共同应对国际寡头的垄断力量, 但是, 日本钢铁企业生产的高端钢铁产品能耗低、附加值较高, 同时参股国际三大铁矿石垄断企业, 参与国际铁矿石产业链上游垄断企业的利润分享, 使得我国钢铁企业与日本钢铁企业之间存在巨大利益分歧, 我国钢铁企业在年度合同交易价格谈判中仍然无法避免连年失利的命运。

在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产生巨大需求的同时, 国内资源型企业在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逐步丧失定价话语权, 2005年, 在淡水河谷的强烈推动下, 世界铁矿石年度交易合同价格暴涨71.5%, 世界原油交易价格更是在2008年飙升到每桶140美元以上。另外, 在国际资源贸易价格持续走高的同时, 国际海运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一路节节攀升。素有国际海运价格风向标之称的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 (BDI) 自2005年以来持续上升, 直到2008年, 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国际海运价格才出现回落趋势。长期依赖资源进口的国内企业为高昂的资源价格及物流成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及巨大的经济损失。

正是由于为了摆脱产业链上所面临的各个环节的困境, 我国资源型企业大举进军海外, 并购国外资产, 参股国外资源企业, 以摆脱国内资源供给的限制, 增强对上游资源产品价格的控制权以及对资源产业链上游的主导权。近年来, 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投资的方式主要以并购为主, 并购海外资源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链上游。今年9月, 兖州煤业以2.968亿澳元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西农普力马煤矿和西农木炭公司, 紧随其后, 该公司又以2.6亿美元收购加拿大19项钾矿资源探矿权。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际石油勘探开发公司以大约134亿元人民币的对价收购加拿大Daylight能源公司的100%股份。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产品的需求以及稳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我国资源型企业进军海外整合收购产业链上游国外资产、海外寻矿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2 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产业链整合研究

资源产业是一个传统产业, 在资源产业不断演化并且转向成熟以后, 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资源产生巨大需求, 资源型企业同其他产业相比其竞争战略有很大的区别。资源产业链上游市场集中度较高, 尤其是资源产业链上游存在较强的垄断力量, 这使得产品创新和常规的营销战略并不能起到有效作用。资源产业的竞争战略本质在于产业链上游产品供给的可得性。

近年来, 我国资源型企业掀起了一股海外并购的浪潮并且发展迅猛, 并购的区位选择不断扩大, 从以前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扩张, 并购规模及单笔交易额度也持续上升。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 但是失败的案例更具有借鉴和思考意义。以铝业和石化行业为例, 2009年, 中铝公司以195亿美元入股澳大利亚力拓集团;2005年, 中海油以185亿美元的出价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 虽然两次并购都以失败告终, 但是, 透过并购活动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问题不难看出, 我国资源型企业正在转变竞争战略, 通过海外并购这一方式向国际资源产业链上游发展, 进而逐步取得全球资源产业链控制权和主导权。

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 在国际资源产业链整合模式上多选取以股权并购为主。2008年, 首钢及其关联公司共同收购澳大利亚吉布森山铁矿石公司价值1.62亿澳元的股份;同年, 中钢集团成功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此后, 我国钢铁公司更是加快步伐向产业链上游扩张, 2009年, 宝钢集团收购澳大利亚阿奎拉公司2.86亿澳元的股份;2010年, 鞍钢收购澳大利亚金必达金属有限公司650亿美元的股权。整合方式主要以纵向整合为主, 这种以纵向整合方式谋取产业链上游的海外并购活动背后的动因正是为了突破本文所述的产业链困境问题。

首先, 海外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能保证稳定的原料供给。在现今国际资源市场波动不断加剧的环境下, 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整合全球资源产业链上游, 我国资源型企业可以有效避免资源价格波动造成的中下游环节的损失。通过参股和收购上游企业来分享上游利润, 并且对于产业链的稳定性能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 供应价格上升时通过转移价格的方式能有效补贴下游的损失。在这方面日本的资源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以日本三井财团为例, 三井旗下控制的日本最大的也是全球最具竞争力之一的钢铁生产企业新日铁公司, 三井又通过入股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等铁矿石巨头谋取产业链上游控制权, 在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的形势下, 新日铁公司通过上游利润的补贴依然维持了高效的竞争优势。

其次, 海外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能抵消交易成本。在国际能源交易中, 我国资源型企业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在交易谈判中, 我国企业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但是仍然起不到有效的作用, 使得我国企业和经济在全球资源交易中连年受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产业链一体化, 交易方式转变为内部交易, 在一定程度上, 我国资源型企业可以降低交易谈判成本和避免投入成本扭曲问题。

再次, 海外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能提高进入和移动壁垒。当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向产业链上游扩张后, 如果其它竞争者准备进入该产业, 也必须整合产业链上游获取相应的竞争优势, 非一体化的竞争者就会面临投入交易成本较高和成本扭曲等问题。所以当我国资源型企业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同时, 也无形之中为竞争对手设置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逐步强化了自身的竞争优势。

最后, 海外并购产业链上游企业能够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Hans-Theo Normann (2009) 认为, 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整合时, 整合后的企业通过投入成本优势, 使得竞争对手处于成本相对劣势的地位, 间接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以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公司为例, 其母公司三井集团通过入股整合铁矿石产业链上游企业, 使得下游的新日铁公司获得了比同类公司更强的竞争优势, 间接使得其他钢铁企业在国际铁矿石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并付出了高额成本。

3 结语

我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对战略性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下, 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度也持续增加, 而我国资源型企业在国际资源交易中却逐步丧失话语权。这归根结底是由我国资源型企业在全球资源产业链中的地位决定的。近年来, 我国资源型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不断加快海外并购步伐, 其主要动因就是突破自身在国际资源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困境问题。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整合国际资源产业链上游企业, 我国资源企业能获得上游原料供给的稳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进入壁垒和增加竞争对手成本等竞争优势, 进而逐步掌握全球资源产业链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走向海外并购国外资源资产和海外寻矿, 获取上游企业的优势资源资产是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争取产业链主导权比获得资源定价权更重要。

参考文献

[1]Hans-Theo Normann.Vertical integration, raisingrivals’costs and upstream collus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9 (53) .

[2]芮明杰, 刘明宇, 任江波.论产业链整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3]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 2005.

我区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篇5

我县自2003年开始确定把肉牛、蚕桑、中药材、烤烟作为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四大重点产业培育发展以来。时间已过去四年,四大产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专题调研,总体印象是:宣传轰轰烈烈,发展不尽人意,前景堪忧。

一、四大产业目标和现实发展情况比较

肉牛养殖业以建设湖南省牧业基地县为目标,到2007年建设13个年出栏肉牛5000头以上的基地乡和5个年出栏肉牛1000头以上的养牛小区,全县出栏肉牛8万头,其中杂交肉牛4万头,年存栏能繁母牛6万头。

蚕桑发展以湖南省优质蚕桑生产基地县为目标,抓好4个基地乡镇及20个专业村建设,年均扩园1万亩,到2007年力争发展蚕桑5万亩,年产优质鲜茧10万担。

中药材以建设全国右旋龙脑樟开发基地为目标,2003年在波洲开发右旋龙脑樟3000亩,到2007年全县面积达2万亩,黄姜种植面积到2006年达2万亩。

烤烟以围绕优质烤烟基地县为目标,抓好5个基地乡镇和20个村建设,2003年实现栽培面积1.25万亩,生产烟叶2.5万担,到2007年力争烤烟常年栽培面积恢复到2.5万亩,年产优质烟叶5万担。

现实发展情况是:肉牛产业发展难尽人意。到2006年全县年出栏肉牛6.45万头,与目标相距1.55万头,其中杂交牛3.52万头,与目标相距4800余头,年存栏能繁母牛3.52万头,与目标相距4.62万头。新寨乡是我县建设得较好的基地乡镇,2006年全乡存栏肉牛2800头,其中能繁母牛1100头,出栏1300头,与5000头出栏的目标还差3700头。该乡的龙寨村是全市闻名的黄牛品改村,也是县里养牛小区示范点,全村2006年存栏黄牛504头,出栏140头,与1000头出栏的目标相距860头。养牛的典型示范尚且如此,其它面上就可想而知了。

蚕桑产业发展令人担忧。全县桑园理论面积1.1万亩,实际利用面积不到3000亩,基地乡镇除了中寨镇较稳定外,其它乡镇只有零星的户继续养蚕。最早发展蚕桑的晏家乡桑园由1600亩缩减到65亩,只有河坝、斗溪2个村14户养蚕。大湾罗乡养蚕户由200户减至2户,面积由1600亩减到20亩,蚕桑发展岌岌可危。

中药材产业发展状况也不容乐观。波洲镇右旋龙脑樟面积800余亩,与目标要求差2200亩,全县面积1000亩左右,与目标要求相差1900亩。巨能集团建成投产后要求6000亩以上方能满足其基本生产原材料供应,目前的面积远远达不到企业要求。种植因市场变化已经停止。玉竹、金银花、青蒿、白术等其它品种的中药材到目前为止只有3000余亩。

烤烟发展徘徊不前。种植面积从2003年到2005年几年时间都在2000亩左右徘徊,今年是恢复性最好的一年,全县也只有4067亩,生产烟叶9700余担,与目标要求差距很大。

二、四大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为什么现实与产业目标的差距如此巨大?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四大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目标与现实基础条件不相符,面临目标实现难的困境。

一是产业目标与土地资源不相符。根据目标要求,全县进行四大产业建设需要耕地总量约13.5万亩(种草养牛2万亩,桑园5万亩,中药材4万亩,烤烟2.5万亩),而我县水田面积14.9万亩,旱土面积6.9万亩,其中旱地已退耕还林5.3万亩,实际可利用耕地总量只有17.5万亩,用于产业化建设后只剩下4万亩耕地维持传统的粮猪型经济,显然不切合实际。二是产业目标与劳动力资源不相符。全县外出务工人员占全县农村人口比例达25%,约5万人,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90%以上。目前留守在乡的“613860部队”(儿童、妇女、老人),既要承担抚育留守儿童重任,又要完成责任地的耕种,维持粗放的粮猪型经济的劳力已出现短缺,据测算,发展四大产业需常年劳动力23860个,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四大产业的目标忽视了劳动力的制约。三是产业目标与资金条件不相符。要完成产业目标,据测算需投放建设资金21150万元,全县5万户农户,户均年需4230元,在人均纯收入只有1400元的贫困山区,显然力不从心。我县银信部门虽然有足够资金,但市场化后,对高风险产业的投入心存顾虑,完全靠银行信贷不切实际;而县财政又是吃饭财政,根本没有多余资金投入产业发展。资金成为产业化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因素。

综上所述,我们确定的产业目标缺乏系统的科学论证和研究,必然陷入目标脱离实际难实现的困境。

第二、政企职责发生错位,工作陷入两难困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产业化生产,我们虽然一再主张走“市场+政府+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实行市场诱导、政府引导、企业牵动、农户跟进。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为实现政绩目标而急于求成,从而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发生了角色错位,改变了原有模式,变成了“市场+公司+政府+农户”的发展模式,政府按照对企业的判断来预测市场,用行政手段给基层下指标,定任务,强力推进产业化发展,结果好心办不成好事。一旦市场有变,企业考虑是保护自己,躲避风险,结果农民受损,政府夹在企业与农民之间也陷入了尴尬境地。比如中药材黄姜生产项目,怀化盾业公司到我县推广种植,政府成立黄姜办帮助企业大力宣传,农民大面积种植,2003年发动种植1300亩,并签订了种植回收合同,2004年因市场价格下跌,企业抽身脱逃,收购合同无法兑现而使黄姜烂在地里。为此农民不但所付出的劳动力没有任何报酬,反而承受购种款债务700多元/亩。结果还是政府买单补偿姜农才将此事摆平。烤烟生产也不例外,在政府一系列政策刺激和行政手段的强力推动下,烤烟种植面积由去年的2268亩增加到4067亩。结果公司在收购环节标准超严,使今年绝大部分烟农出现亏损,特别是种烟大户,种得越多亏得越惨。天堂乡杜溪村杨玉情种烟31.5亩,收烟80担,毛收入33300元(包括煤炭补贴和肥料补贴),亩均收入1054元,亩均成本支出1636元,亩均亏579元,总亏损18238元。凳寨乡台洞村杨清求种烟45亩,交烟160担,总收入4.7万元,亏损26640元,亩均亏592元。在烟草公司全程技术指导下的烟叶生产,亏损全部由农民承担。蚕桑产业在政府退出后,蚕农纷纷转产,从2003年开始,桑园面积不但没有扩大,已有面积也难保住。政府陷入了直接插手搞不好,不插手也搞不好的两难境地。第三、规模与效益不成正比,规模化发展陷入困境

纵观我县历年来所树立的种植、养殖典型大户,目前仍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的可谓凤毛麟角。规模养殖、种植大户很少有坚持三年的,他们失败的惨痛事例比比皆是,成了我们产业化建设的反面教材。规模越大,效益越差,垮得越快,这成了一个跳不出的怪圈。近几年所涌现的养牛大户、蚕桑大户均已改弦更张,今年的烤烟种植大户变成了亏损大户。从理论上讲规模与效益应当成正比,规模越大,效益越好。由于市场风险的因素,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大,而种养业又十分脆弱,市场一旦风吹草动就面临危机,只要出现亏损,就难以坚持下去。规模小的风险也就小,虽然效益不高但比较稳定。而我们舆论导向总是鼓励规模,对种养大户情有独钟,偏爱有加,在宣传上极力造势,在政策上大力扶持,结果大户多半风光一阵后就销声匿迹,受冷落的小户却在市场竞争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千千万万个小户累加却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小户形成的整体规模,而受重视的个体规模又不争气,规模化发展难免陷入困境。

三、我县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出路

我县农业产业化建设所确定的四大产业除肉牛初具规模以外,其它三大产业还未形成真正的产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未能实现,传统的粮猪型经济仍然唱主角,劳务经济是我县农村经济最大的经济板块,是我县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增长的最活跃的因素。在思考我县农业产业化建设出路的问题时,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为了在现实条件下搞活农村经济,实现富民强县目标,我们认为必须要调整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思路,改进工作方法,转变政府职

能,产业化建设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第一、农业产业化工作重点和目标要进行战略性调整

要立足于粮食、生猪、林业三大传统产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作重点:首先是要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在农村鼓励和引导农户喂养能繁母牛,按照农户的承受能力确定数量每户2头,确保养殖能繁母牛8万头目标;在城市大力扶持肉牛加工业发展,在柏树林建立肉牛食品加工工业园区,搬迁和完善配套牲畜交易市场。其次是要稳步发展蚕桑业。蚕桑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效益好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适合千家万户生产,应当稳步发展。调整2万亩稻田栽桑养蚕完全可行。再次是要协调发展中药材产业。中药材应当以木本药材为主,草本药材为辅。木本以右旋龙脑樟栽培为重点,结合退耕还林政策和植树造林进行协调发展。巨能集团需要6000亩右旋龙脑樟面积才能保证生产原料需求,目前面积只有1000亩左右,大力发展右旋龙脑樟栽培势在必行。

建议烤烟产业不再列为县级产业重点。理由有四:其一,烤烟是国家限制性产业,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其生产发展仍然严格按国家计划执行,县级没有自主权;其二,烟叶属于特殊商品,国家实行专卖,企业垄断经营,农户交售烟叶没有选择权,收购价格由国家制定,收购级别由专卖公司认定,收购环节级别认定的主观性可以决定烟农的盈亏,烟农要承担不确定性的政策风险;其三,种烤烟不能富民。种烤烟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每亩成本约1470元,农户种烟最好的每亩只收到1600元左右。种烤烟形势好只可保工钱,形势不好就要亏本,富民的概率很小;其四,种烤烟也难强县。烟叶生产受指标控制,面积难于突破,市里给县里下达的计划在3000亩左右,以3000亩测算,收烟7000担,县里所得烟叶特产税在40万左右,县乡再按3:7进行分成,县里只有12万元,烟税对财政贡献小,如何强县?基于以上原因,县里应尽快放弃烤烟产业,撤销烟叶办,不要再给乡镇定目标管理任务,任由乡镇或烟农与公司订计划、签合同。

第二、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工作思路要进行调整

首先要做好产业的可行性论证研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发展方向和目标,做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区划。其次要建立工作机构,组成工作班子。县里要成立一个产业化建设办公室,赋予其产业化建设工作的领导、协调、监督、服务的职能。第三,制订产业化发展的若干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户从事产业结构调整。第四,改变以扶持种养大户为主转为扶植农业产业化建设的龙头企业,创造宽松环境培植企业做大做强,以一家或多家农业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第五,鼓励和引导成立产业协会组织,将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给协会。建立“企业+专业协会+农户”的生产发展模式,政府对产业发展只作宏观指导。

第三、要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化建设的风险保障机制

政府要将扶贫发展资金、项目专项经费用于发展产业化建设的信贷贴息和自然灾害保险,鼓励具有抗风险能力的户适度规模发展。

房地产业:困境、症结及对策 篇6

一、进退维谷:房地产业遭遇尴尬

随着金融海啸的扑面而来,我国房地产业首先陷于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尽管房价一降再降,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救房市措施,市场却毫不买帐。房屋销售一落千丈,据报道,我国15个主要城市10月份销量同比下降49%;房屋空置率不断提高,业内人士认为需1-2年方可消化;土地出让一再流拍。萧条的房市毫不逊色于一泄千里的股市。

房市的萧条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从政府角度说,首先,房地产业是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带动作用巨大,与房地产业直接相关的行业达数十个,有专家测算,每一单位建筑业需求的增长可增加国民经济总需求2.03个单位。房地产业的萧条必然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其次,房地产业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房地产业发展带来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成为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房地产业的萧条必然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再次,房地产业是就业的重要渠道。一方面,建筑业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带动的建材、装修、家俱等不少行业均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的萧条必然对就业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从开发商角度看,房地产的暴利源于近十来年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的轮番上涨。几年前较低土地价格成本开发出的房产按今天高企土地价格基础上形成的房价销售,自然缸盈钵满。然而,当前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一去不返。近一年来房价的回落已使不少开发商利润骤减,如果进一步大幅降价,不少开发商将面临亏损的边缘。但如果挺住价格,由于销售疲软,空置率不断提高,巨大的资金成本等也是开发商难以承爱的,时间拖得越长,成本越高,最终结果对不少开发商仍是死路一条。从银行角度看,房地产业是贷款大户,房地产业的萧条直接威胁到银行贷款的安全,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从房地产业开始的。因而银行收紧了房地产业的贷款,加剧了房地产业的资金紧张状况。从消费者角度看,我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的高峰,萧条的房地产业显然不能满足城市化进程中巨大的住房需求。

二、房价高企:房地产业困境的根本原因

通常认为,当前房地产业的困境是金融海啸导致的结果。实际上金融海啸无非是一个诱因,并非房地产业困境的根本原因。房地产业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企的房价。既使没有金融海啸,我国房地产业陷入困境也是迟早的事,而且时间拖得越长,困境越深。

对于房价是否过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不高的人一是认为我国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住房需求巨大,殊不知潜在需求与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显然不是一回事,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支撑供给与价格的保证。二是认为新兴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住房需求和收入的快速增长往往会导致房价稍高。殊不知我国尽管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但落到老百姓口袋中的却十分有限,例如有专家指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不低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但劳动者的收入仅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同时我们的房价已不是稍高,而是大大高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之所以说房价过高,首先,是房价和收入之比过高,根据国外经验,房价一般在家庭年均收入的3-6倍,而我国在10倍以上,甚至数十倍。其次,我国房价水平不低于不少西方发达国家,而我们收入却仅为人家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再次,目前二个大学生仅靠自己的收入难以买起一处住房。好在我国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实行,城镇大量家庭仅一个小孩,目前城镇年轻人购房主要依靠家庭的支助。而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迁入城镇的却难有家庭的支助,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现行的房价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

三、地产制度:房价过高的症结所在

我国当前的房价明显脱离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房价过高是开发商心太黑,实际上房价并非由开发商单方决定,开发商只不过是近年来投资对了领域赚取了地价、房价轮番上涨的超额利润;有人认为是房屋开发中环节过多,贪官污吏拿黑钱所致,实际上近年来管理环节不断规范,尽管仍有腐败,但显然不是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房价过高的症结在于我们当前的土地出让制度。

政府垄断的土地出让制度推高了地价。我国城镇土地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是政府所有。根据1989年财政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土地出让收入中大约30%上交中央财政,其余部分尽管名目各异,都为地方政府控制,使得土地收益权主要成为地方政府所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土地成为各地政府手中最容易实现收益的资源。加之我国人多地少,土地紧张,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下通过“饥饿式供地”等方式抬高土地出让价格。尤其是2004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联合下发《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必须以招拍挂方式出让以来,土地出让价格连创新高,各地地王不断涌现,成都刚创出楼面地价16500元/m2的地王,广州又出现楼面地价18729元/m2,上海地区更是创出了楼面地价67000元/m2的天价。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04-2007年,国内土地出让金高达3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不少地方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到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寅吃卯粮的批租制度助长了土地价格的上涨。我国的土地出让并非所有权的转让,而是一段时期内土地使用权的转让,通常是实行70年的批租,是70年使用权的租金价格。这实际是一种寅吃卯粮的制度。批租制度使70年的使用权价格一次收缴,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土地出让价格,同时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旦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放缓,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政府的地产收入。

不断推高的地价使得房价不断攀升。本世纪初武汉秀水公寓推出3900元/m2的房价,引起市民的一片惊呼,不到10年后的今天,动则1万多元/m2的起步价却让人们习以为常。显而易见,地价骤升是房价飚升的主要原因,土地出让制度则是房价高企的症结所在。

四、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实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存在两大悖论。第一,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相悖。我国宪法和土地法中都明确规定,城镇土地为全民所有,但在实践中,全民所有的土地演变为地方政府敛财的工具,以极高的价格通过房地产开发转为由所有者老百姓买单。第二,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悖。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是一种与民争利的制度。首先,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交易,从农民手里低价征用,然后转手高价出让给开发商,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根据土地法规定,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不过几千元一亩,而通过招拍挂出让给开发商则数倍、数10倍与此,农民的利益显然被侵占。其次,建立在高地价基础上的高房价掏空了市民的口袋。有人称一年来股市的下跌摧毁了我国中产阶级的钱袋,而老百姓用于购房的资金远远大于一年来股市亏空的资金。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购买一处住房往往掏空了一家人多年的积蓄,且不少人背上房贷成为房奴。

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不改变,则高企的房价难以回落;高企的房价不回落,房地产业就难以实现健康的发展。当前的金融海啸无非是引发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房地产业的困境,这同时也为改变土地出让制度提供了契机。

首先,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与民争利的观念。一方面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分税的内容与标准,尤其对于中西部财政困难的地区,通过改变分税和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困难地区的财政状况。另一方面,改革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方式和使用途径,减缓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冲动。

其次,改革土地供给模式和住房供给模式。一方面,实行市场供给与政府供给相结合的模式,市场供给的对象主要为社会中的中高收入群体,政府供给的对象为社会低收入群体的自身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完善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的具体实施办法,使其福利真正落实到低收入群体的自用住房上。

再次,改变土地批租制度,开征物业税。变多年租金一次收取为逐年收取,这既能减轻消费者一次性的投入,又可保证政府相对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

中国动漫产业的困境与发展途径 篇7

(一) 国产动画的产量与播放量之间的差距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中国动画曾经诞生过无数的精品, 塑造出了一系列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动画人物形象和富含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极具民族性故事性的影片, 例如:《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谈》等。但与此对应的国产动画系列片的创作则长期未能得到发展。直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出现国产动画系列片, 面对当今世界动漫产业化的不断深入。高投入, 高质量的影院长片固然重要, 但是以电视为主要媒介的面向广大大众的动画系列片才是动漫赖以生存之本。因此大力发展电视系列动画片才是符合潮流, 应当重视和发展的主流。

中国动画在运作方式上长期由国家统购包销的方式“发行”先期投入资金, 完成后国家再按照收购价格进行结算。这种国家全权负责收购的营销-发行-放映方式, 从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动画创作人员的思维。造就了动画从业者从不考虑市场因素。80年代后期国家放开搞活政策出台, 这一问题就随之凸现, 脆弱的国产动画在市场化大潮面前完全丧失了从前的优势。加之国外动画乘虚大量涌入, 中国动画此后应该说是进入了低谷。

几十年的时间里, 外国动画大量的涌入, 抢占了原本国产动画的领地, 在国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印有深刻国外印记的“动漫迷”。带有异域风格和丰富产量的外国动画作品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少年儿童的心灵和思想。据卡通杂志《漫动作》的统计表明中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动画形象有20个左右, 分别有19个列属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只有一个孙悟空。不难想象来自国外的动画对中国少年儿童审美标准和价值趋向的深刻影响。在异域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孩子的价值观、人生观注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是有隔阂的。他们必然是受已经习惯和养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和观点来对待自己祖国, 更有甚者还出现了一批对自己国家怀疑和不自信的谈论。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和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二、国内动画人才的培养与培养方式探究

动画业的发展归根揭底是人才的较量。我国动漫研发人才匮乏, 特别是十年浩劫的“文革”使中国动画人才的培养中断近十个年头。造成国内动画界青黄不接的状况。其中尤其是中高级人才缺乏的情况一直未能解决, 已成为严重制约产业持续发展的从认识深度上和认识广度上推进着艺术实践, 人生的历程不是单一的直线进行, 更多是弧线, 甚至曲线, 所经之处, 由感官之网捕捉到的认识往往会与同一问题的不同方向或方面擦出火花, 这种火花可能是一次偶然, 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结果, 但由于理性的介入, 它就有可能从认识广度转向深入, 从而推进艺术家的艺术实践, 进而成为人生艺术的转折点。

理性的认识加上艺术实践成就了艺术的人生, 我很羡慕那些“少年老成”的人, 在展厅, 在人群中侃侃而谈, 可是我知道“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需要时间的, 在读和行的过程中会有更多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收获, 也会有情感的经历, 也只有这样的经历, 人生才会丰厚, 我们要避免此种的浅薄。也有一些人喜欢倚老卖老, 他们“很懂”艺术, 有资历有地位有派头, 却往往忘记了人生的真谛在“活”, 艺术的真谛在“变”, 一旦理性的瓶颈。此外, 动漫人才的供给和需求也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因此, 制定中长期的人才培养计划显得尤为迫切。积极培养我国动漫产业专业人才, 需要充分发挥现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作用, 吸引有志于动画片设计、开发、制作的年轻人从事相关科研开发工作;适时组织卡通设计制作专业竞赛, 评选优秀动漫作品如导演、设计、制作等奖项, 引导有志者从事动漫产业开发经营, 逐渐形成一支创业性强、业务精通的专业人才队伍。

三、中国动画的发展途径探索

(一) 原创

原创是中国动漫产业的生命所在, 事关中国动漫产业的存亡。吸取国外先进的文化理论, 更要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动漫可创作的题材异常丰富, 文化典籍、民间故事、风土人情, 都是动漫创作应该立足的深厚的文化土壤。离开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之根, 就会使创作淹没在国际动漫的大潮之中。同时, 动漫创作应该尽可能多地借鉴当代流行的创作手法, 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 创作出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代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及价值观念、凝聚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动漫精品。

(二) 创新

创新是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灵魂。动漫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 其核心在于观念的创新, 要做到这点, 首先要突破三个旧的观念:一是强调绝对的利益化。将利益问题绝对化, 这样做的结果, 往往适得其反, 创作者与投资者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难免造成作品重进度、轻质量的结果, 如此形象和品牌很难树立起来。二是动画是小孩子的“专利”。实践证明, 动画作品以其特殊的表现形式, 不仅对孩子好奇的童心有着独特的愉悦和教化作用, 还是一个拥有数亿消费者的大产业, 也是一个集资本、科技、知识密集的高端产业。三是动漫过于依赖国家行为。至今为数不少的人仍然期待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拨款来拍动画片。看上去, 我们比发达国家更有利, 没有负担, 我们只要把动画片拍出来就行了, 至于是否有人看, 不是动画片制造商考虑的问题了。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便是我国的动画片的收视率很难与发达国家动画片的收视率抗衡。

综上所述, 概括起来可以采用“培养人才”“注重创新”的形式促进整个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 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培养人才”即针对当前中国动漫业人员不足的问题, 多途径培养和发掘各类动漫优秀人才, 〝注重创新〞是开展多层面的选拔活动, 为动漫开发企业选取具有创新意识的创意和剧本。只要中国动画人总结经验, 趋利避害, 勇往直前就一定会将中国动漫产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层面。

参考文献

[1]《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王冀中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及其突围 篇8

文化产业的兴起与繁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文化产业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作用于社会大众的经济社会、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已逐渐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回顾湖南省文化产业近年来的发展,如:2005年以来,湖南卫视打造的“超级女声”、“快乐女生”创下我国传媒史上的奇迹,近几年来,电视湘军、出版湘军、体育湘军、文学湘军等一批知名品牌驰名全国,这些都是湖南文化产业所取得的成就。在可喜的成绩面前,一些不争的事实仍摆在我们的面前:湖南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总量不是很大,对现行的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得太少,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过大,发展严重失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且受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全球文化领域的影响逐渐显现,湖南省虽是内陆大省,经济外向度不高,但受“连锁效应”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难以独善其身。当然,金融危机背后也隐藏着巨大发展机遇:缓解金融危机的宏观利好政策将为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1 当前湖南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困境

1.1 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仍然薄弱

近二十年来,湖南省的基础文化设施得到了不断地改善。以长沙为例:在“十五”以来,长沙市完成了一大批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如:定王台书市、贺龙体育文化中心、田汉大剧院、贾谊故居等等。目前,长沙市已经形成集娱乐文化、媒体传播、出版发行、文化旅游、文博会展、文教体育、卡通动漫为一体的文化产业体系。虽然湖南省的基础文化设置正逐步得到改善,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1.2 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当前,湖南文化产业的主力军是一大批企业集团,如:湖南广播电视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南出版集团等,还有一些较有实力的公司,如三辰影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这些湖南文化产业的骨干力量它们有着较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经营特色比较突出。但是“一支独秀不是春”,从总体上讲,湖南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1.3 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单一,融资体系落后

目前,湖南文化产业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吸引民间资金和国外资金的能力不强,没有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使得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工程受到限制,文化企业的发展受到制约,这样就严重障碍文化产业的发展。

1.4 文化产业的结构层次不高

随着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产业领域得到扩大,而结构层次却不高。目前,湖南的文化产业已经涉及到文化用品贸易行业、文化用品制造业、文化服务业等领域。从整体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产业和产品占整体的比重较大,时尚产业和产品以及服务所占的比重较低,且档次偏低,竞争力不强,发展不快,规模较小。

2 发展湖南文化产业的对策以及措施

2.1 重心定位,创建一批高水平的文化产业基地

文化部长孙家正说:“文化是城市生长的灵魂和生命力”,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城市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同样,要发展文化产业,首先应该在中心城市率先崛起,让产业和城市的发展形成合力与品牌,然后再向周围地区辐射扩散。在中部六省崛起的宏观背景下,将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湖南文化产业的高水平基地,将长沙建设成全国一流的文化中心城市,以长沙为中心向南辐射,带动和推进湘南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全省文化产业的繁荣与昌盛。

2.2 培植市场,引领消费,树立全球战略

文化产品与有形产品不同,它们绝大部分属于服务性的无形产品,它们的质量在消费之前难以鉴定,这就增加了文化产品营销工作的难度,同时,文化产品的推荐和营销成了文化艺术产品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将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创建或依托一批文化产业中介公司和文化经纪公司,发挥招徕生意、推销商品、引导消费、培植市场中的积极作用。以引领和刺激有效的市场需求,为企业带来活力,以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对外开展文化交流是必要的,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成为全球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2.3 拓展融资渠道,形成多元化投资结构

目前,湖南文化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因为资金短缺,许多文化基础设施、文化产业技术改造项目难以启动。要打开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实施金融介入。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投资体制,将文化产业纳入信贷范畴,同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彩票,缓解文化企业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除有关的特殊领域外,都可以向社会资金开放。在公平合理的竞争的机制下,拉动社会投资,扩大利用社会资金的规模和水平。

2.4 打造文化产业链,提升经营层次

当前,把湖南现有的优势文化领域继续做大做强,然后发挥其品牌效应,开发相关联的或由其衍生的产品,打造湖南文化产业链。如,充分发挥湖南卫视、金鹰节、动漫城、超级女声、快乐女生、休闲娱乐等品牌效应,带动湖南的旅游、餐饮、休闲、商业等部门的发展。通过优势媒体扩大湖南企业的影响力,提高文化产业部门的经营层次,激活文化企业的潜力,释放企业的经济潜力,通过文化品牌树立企业品牌,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让文化产业成为湖南经济的新的增长点、闪光点。

摘要:近年来,湖南省文化产业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不利因素已逐渐成为制约发展的绊脚石。本文对湖南文化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做出深刻反思,并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出路,这对于促进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和锻造一支“文化湘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湖南,文化产业,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1]罗蕾.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J].经济地理,2009,(01).

[2]陈国生,罗文.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J].长沙大学学报,2005,(11).

我国服装产业发展困境与对策 篇9

2、中小企业如何实施采购成本控制。很多文献在研究采购

能够增进中小企业采购运输服务的工具, 以扩大中小企业的采购决策力量;John R am say (2008) 直截了当地提出在采购供应管理中应该给与中小企业更多的关注。另外, 从规模上看,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约有4200万家, 采购成本可节约的潜力巨大。因此, 研究中小企业采购成本控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管理会计在采购成本中应用研究。目前使用的管理会计方法如作业成本法、生命周期成本法和所有权总成本法, 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尽管所有权总成本逐渐得到认可和使用, 但它的具体实施还存在许多问题, 仍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因此, 采购成本的控制方法的深入研究, 一方面需要改进现有的会计方法;另一方面还需要引进新的管理会计来推动采购成本核算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注:本文系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4]郭俏俏、张光明:一种改进的ABC分类法:分类法[J].商场现代化, 2008 (11) .

[7]Andreas R.Holter, David B.Grant, James Ritchie and Nigel Shaw.A framework for purchasing transport services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Distri-

(责任编辑:胡婉君)

○周姝敏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一、我国服装产业现状与困境分析

如今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高性价比的特性获得了世界的广泛认可, 但这种繁华的背后却潜藏着多重挑战。就服装产业而言, 据《2006—2007中国服装行业发展报告》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服装企业累计完成服装产量201.59亿件, 其中梭织服装94.56亿件, 针织服装107.03亿件, 与2006年同期相比分别提高了14.36%、13.13%和15.47%, 是世界最大服装生产国。2007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外贸出口总额达1711.7亿美元, 出口增长幅度为18.88%, 为世界最大服装出口国, 但大而不强。

我国服装产业发展的边界条件———生产要素和企业数目的总量充足, 但素质不高, 客观上限制了我国服装产业的纵深发展。就目前而言, 我国服装产业主要生产的是中低端产品, 在这类市场上总量很大, 因此, 各企业纷纷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来换取市场, 造成整个产业成了微利行业, 甚至因其低价战略还会遭遇欧美等国以反倾销为名的“特保”措施及其他保护措施。

在高端产品市场上, 中国企业无能为力, 出现较严重的市场缺失。在设计、流行趋势的发布等方面, 西方潮流仍占主导力量, 中国服装产业没有发言权。在品牌方面, 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国家的一批国际大牌凭借强大的品牌优势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服装市场的高端, 获取高额附加值, 中国多数企业却仍停留在替国际知名品牌做加工的阶段, 自主品牌几乎走不出去。即使具有出口能力的面料企业或服装品牌企业, 价格也非常低廉, 走低端路线。因此, 中国服装业目前这种大而不强的状态会不断削弱产业的竞争力, 最终使产业既强不了也大不了。

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产业而言, 中国劳动力相对便宜。传统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已经形成的配套产业链的优势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但随着越南、印度等一些国家加工制造业的崛起, 中国在加工制造领域原本的比较优势也日渐受到威胁。在这样的状况下, 要实现中国由“服装大国”向“服装强国”的转变, 中国服装业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变就势在必行。

二、我国服装产业由大变强的发展之路

1、加强服装产业高素质人才的培育

展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服装产业的日益发展壮大,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发展自主品牌、实现企业转型。作为企业的出路, 引入设计管理、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是企业升级不可逾越的关键一步。一个合格成熟的设计管理人员是很难通过一些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对于理论的初步实践就能培养出来的, 而是同企业家一样是在一定的专业基础之上, 通过自身努力、社会培养, 在产学结合、校企联合的经验积累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服装企业中无论是设计人员, 还是生产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的培养, 都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因此, 高等院校培育的服装专业人才只有通过在企业中不断积累经验与实践和对自身有目的的培养, 才能逐步磨炼成符合企业所需的人才。

学院应定期聘请一些服装企业家与经营家成立专业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 参与到教学改革工作的全过程中, 以便及时把服装行业中的新动态、新规范、新设备、新工艺、新管理机制等纳入教学内容中, 使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通过这样的途径, 减少学生与企业的磨合期, 使培养“基础复合型、技术专门化”的服装专业人才的目标得以实现。

2、重视企业信息化投入与建设

目前大多数的纺织品服装企业仍属于生产型企业的销售网络, 多数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 无法发挥市场调研、信息收集、为产品开发和生产提供市场信息的功能。由于企业严重缺乏国际营销经验和适应国际竞争的复合型人才, 建立跨国销售网络的企业仅是凤毛麟角。

服装品牌企业面临着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要求服装品牌企业提高营销管理能力, 提高畅销产品的有效库存, 降低滞销产品的积压库存, 及时掌握市场销售信息变化, 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和适应市场多变的能力。这就必须运用科学先进的智能化服装营销系统, 使生产品牌营销活动中的发货配货、订货补货、调货退货以及物流、资金流等处于般佳组合状态, 实现服装品牌企业在营销管理方面的畅销产品智能预测, 滞销产品智能预警和智能决策。

在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方面, 应注意企业信息化网络效应特点。基于供应链的服装企业信息化网络环境建设、服装企业集群的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等, 已成为新时期服装企业信息化环境建设的必然选择。企业信息化只有形成网络、形成集聚, 才能产生“溢出效应”。企业信息化工作只有被放置在企业供应链、企业集群或企业生态环境当中来整体考虑, 才能够真正适应形势的发展, 这一点对于广大的中小服装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3、提高服装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任何一种产业, 到最后都必须有品牌的支撑, 而打造品牌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服装行业尤其如此。品牌, 首先要有品质、有品位, 牌子才能挺起来。一件成衣品质的产生和形成, 包括了市场调查、款式设计、产品规格标准、工艺要求、辅料采购、缝纫生产、工序控制、检验测试、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各种品质活动。以上各种职能都是保证产品质量的环节, 每个环节都是相互紧扣、互相影响、不断循环、不断提高的。

品质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将企业内的各项品质活动贯穿在各个环节中, 并推动每个环节的上升, 以提高产品的品质。建立正确的品质管理概念是十分必要的, 中小服装企业要决心实行有效的品质管理, 一定要抛弃固有的品质管理观念, 吸收新的知识。许多管理人员都认为只要找到种合适的管理工具, 如“品质圈”、SQ C (统计品质管理) 、AQ L (允许品质水平) 及些电脑软件工具等, 就可以将品质问题解决, 但事实上, 品质管理的成败不在于工具, 而在于正确的观念, 只要掌握全面的品质概念, 才能真正在企业内解决品质问题。品质的提高, 不仅只是让顾客满意, 而且可以让工厂大幅度增加产品的利润。

4、政府规划引导, 行业协会组织协调

“入世”后, 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将加快, 这对政府管理职能的转换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后应当花更多精力研究和处理对外经济事务, 以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政府有责任在允许开放和竞争的条件下, 运用世贸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特殊条款, 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冲击给服装产业带来的负面效应。为了鼓励服装企业的创新, 政府可以出台制定加速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对各企业的新投资项目, 给予减、缓、免的政策优惠, 并在适当时候给予企业物质奖励。

三、结束语

进一步发挥服装协会的作用, 更好地完善和进行自我约束。服装协会应致力于产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真正将服装产业链融合和调动起来。例如在组织面料和品牌推广方面, 可以组织更多企业或企业家间的交流活动, 加强沟通, 密切合作。服装品牌的成长进程, 是服装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 也是升级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 我们必须改变产量至上的观点, 把眼界放宽。创品牌必须有创新意识, 营销方式要创新, 管理要创新, 技术也要创新, 要从单纯的对别人的模仿中解脱出来, 最终形成真正的、有档次的服饰特点。

摘要:我国服装生产与制造在全世界有其大国地位的优势。虽大却不强是我国服装产业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为解决这一困境, 本文提出从高素质服装专业人才的培育, 重视服装企业品质管理, 政府规划引导, 行业协会组织协调等方面着手改善。

关键词:服装产业,困境,对策

参考文献

[1]张铁: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中国服装业发展战略选择[J].北方经济, 2005 (12) .

[2]王秀芝:浅探“大服装”人才培养模式下的课程体系改革[J].中国科技信息, 2008 (1) .

[3]胡广宇、张宏仁、黄敏:佛山市服装行业现状、问题与对策措施[J].化纤与纺织技术, 2008 (2) .

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困境研究 篇10

与我国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产业集群的发展还比较落后, 因此全面分析西部产业集群的现状, 准确把握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 深入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困境, 对促进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和提升西部地区整体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已经有了一定发展, 比如“成都———重庆——贵阳的制药业走廊”已渐现雏形, 出现了中小企业自然集聚而形成的制药企业生产体系和原材料供应体系;四川泸州、贵州仁怀等地所形成的小酒厂聚集;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旅游线路上的旅游产品生产企业聚集;内蒙古的牛奶产业集群;四川德阳的装备机械产业区;六盘水———攀枝花的煤炭——冶金工业基地;克拉玛依———乌鲁木齐的石油化工基地;已初步形成以田东铝配套产业基地为代表的广西百色铝产业群, 广西最大的服装业生产加工基地———玉林服装业产业集群等。这些产业集群与国际上以及我国东部地区企业集群相比,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共性问题。

1、集群数量少, 且尚处于培育期

我国当前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 特别是集中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由于当前我国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按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分布情况统计 (以县为单位的行业产量占全国比重前十位的区域为产业集群区) , 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9:12:9, 东部地区远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 其中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个省约占全国制造业产业集群总数的54.5%。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尚处于培育期, 其中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湖北和西部地区的四川所分布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数量也相对较多。

2、缺乏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是特指某个地区的特色产业集群, 它象征着该产业集群的历史与现状, 是区域产业集群的代表。温州已赢得了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印刷城等称谓, 品牌的兴起无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与此相比, 西部区域品牌较少。例如,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评出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中, 浙江29个、江苏23个、广东20个、山东8个、福建7个、上海3个, 这些产业群涉及钢结构、鞋、打火机、服装、熟料等制造业。在这份名单中, 一些中部省份只有一、两个, 而一些西部省份则更少, 甚至没有。

3、专业化程度低, 生产技术落后

比如广西宾阳以“百年商埠”闻名于桂中南, 其中造纸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之一, 已有100多年历史。截至2005年底, 全县有造纸企业130家, 从业人员3500人, 造纸及纸品总产值已经达到8330万元, 主要产品有生活用纸、红炮纸、油光纸、卫生纸等, 产品由单一的万金纸发展为多品种的机制纸。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 长期定位于低端产品, 因此在质量和生产结构上越来越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需求, 很多中小企业面临倒闭。

4、集群内部协作不够紧密

集群内企业和机构的资源共享、技术交流和创新互动等是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关键。企业间协调沟通的加强, 促使集群中产生了高度信任机制, 信任提高了整个集群的效率, 交流加速了知识的扩散, 这些机制使集群拥有了比较充分的信息环境。在充满信任的空间中企业家和职工可以很容易获取行业信息, 产业集群中信息交流的频率相对较高, 信息、知识、技术、经验等能够快速通过集群网络流动, 这有可能增强企业家的创新意识, 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机会。

西部集群内专业化分工程度与合作的紧密程度都较低。庄晋财 (2004) 在研究广西玉林市福绵服装业小企业集群时指出, 这里的企业主具有小富即安的心态, 不愿去银行贷款, 缺乏利用金融机构进行融资以扩大资本的观念, 风险承担能力差, 表现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没有建立普遍的信任合作关系。企业对政府也缺乏必要的信任, 当政府想通过调查了解企业产值、收入、利润等经营状况时, 企业往往会误认为政府可能增加税收, 遭受太多阻碍后, 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也就是说, 企业集群对区域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程度还不够, 尚未形成强烈的地域根植性。

同时, 西部产业集群的发展存在产业链缺损,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没有形成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 产业结构落后, 缺乏适宜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制度环境等诸多问题。

二、制约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困境

西部地区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发展集群经济, 且起步较晚, 产业集群的发展尚有不少拓展空间。然而, 想要加快西部产业集群发展并对空间进行拓展, 必须认清当前制约西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的困境, 本文认为这些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功能缺位

政府功能缺位是指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把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 而服务职能却注意得不够。笔者在对广西宾阳造纸业集群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西部产业集群中政府功能缺位的现象十分严重。很多企业反映政府为企业考虑得太少, 税收负担过重, 地方政府没有给予太多的政策优惠, 政府没有树立起服务企业的管理观念, 只是对企业一味地采取强制管理, 这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家经营创新的积极性。

政府要制定完善的产业政策体系, 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重点项目建设, 同时应加强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 促进支柱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及东莞等市、县对此认识较早, 行动较快, 已先后出台了关于培育和推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而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对如何引导、扶持、调控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研究偏少, 相关扶持政策没有落实, 政府的调控和服务没有到位, 不利于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速度。

2、社会资本缺失

社会资本是影响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因素, 而信任、规范等作为社会资本要素也必然和产业集群成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主要表现为:第一, 信任是培养集群内企业之间关系的粘合剂, 信任程度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 它影响着集群中企业合作的范围、深度、方式、效率。集群中的信任关系一般是基于强关系所形成的, 企业之间频繁的交往和互动, 有效地防范了投机行为、减少了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 促使企业间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第二, 规范是对集群成员行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范式及制度安排。这些规范因素在无形中激励或约束着合作成员的行为方式和交往关系, 改善了集群的关系网络, 使集群更容易达成共同的目标 (王庆等, 2006) 。第三, 交流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交流越频繁, 在长期合作过程中集群中的企业之间出现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越小。通过信息交流, 可以增进彼此了解, 相互了解对方掌握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市场动向, 降低企业独自搜寻信息的成本, 增强各自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社会资本构成要素与产业集群成长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信任、规范等新资源在集群成长中发挥着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产业集群中, 信任缺失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很多方面都能反映出这个问题。例如, 人才使用上, 在集群中无论是规模小的企业, 抑或是规模大的企业, 财务管理这个环节上都是使用亲信人员, 不管这个人是否有这个能力, 事实上, 财务管理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日常中的开支, 这个管理人员还应该具备资源配置的能力以及洞悉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说, 资金什么时候该使用、使用在什么地方, 财务管理人员都应该清楚。而实际上, 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究其根本原因, 主要还是企业家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限制了企业规模的扩大, 整体上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 西部地区集群中的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家族企业, 信任缺失影响了这些企业管理者的眼界, 这是十多年来集群中小企业不能扩大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 在西部产业集群中“序差格局”的社会关系现象十分明显, 这些对企业发展存在着十分不利的影响。速水佑次郎 (2003) 在提到社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 指出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 如果人们缺乏相互信任与联系, 就会陷入囚徒困境。因此, 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社会资本缺失必将影响产业集群成长的速度, 即社会资本缺失是西部产业集群成长缓慢的重要障碍之一。这些障碍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即社会资本缺失影响西部产业集群中企业的资源获取能力、集群的创新能力, 以及集群中企业间的交易费用。

3、地区差异

集群形成的初始条件、区位交通条件、思想观念、企业家队伍和要素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是致使西部产业集群大大落后于东中部地区的重要因素。如东部融资的渠道多、金融机构多, 导致东部地区融资成本低、资本充裕而中西部地区融资相对困难、融资成本高的局面。中西部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约束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最终导致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不平衡。

三、结论

西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都在积极引导和促进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 以四川、重庆为代表的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势头较为迅猛, 产业集群整体处于成长期。由于具备产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有很大的潜力, 如能克服文中所分析的各种制约其发展的困境, 西部产业集群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注:本文系咸宁学院2008年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社会资本与西部地区产业集群成长研究》的成果, 项目批准号:KY0843。)

摘要:产业集群突破了企业和单一产业的边界, 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重点分析了制约西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困境, 并认为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有很大的潜力, 如能克服本文所分析的各种制约其发展的困境, 西部产业集群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困境

参考文献

[1]庄晋财:区域要素整合与小企业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庆、吴泗宗: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集群发展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 2006 (12) .

[3]速水佑次郎著, 李周译: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郑瑞巧:社会资本与西部地区产业集群成长研究[D].广西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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